清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正月新春，福建武平發生一起殺妻、誘拐的惡性案件，起由倒也稀松平常，不過是“賭近盜，奸近殺”的老套故事，但隔著250多年的流光，重新審視此案的細枝末節，不難發現當中隱含的奇異婚俗，在文化人類學范疇內自有其獨特價值。
塾師殺妻
清代《駁案匯編》“新編卷十·刑律·人命”錄有“謀殺加功”一條，為武平縣民邱得成與劉鐘氏通奸、同謀致死伊妻邱鐘氏、拐帶劉鐘氏為妻一案。
《駁案匯編》書影
邱得成的妻子邱鐘氏素性癡愚，夫妻關系向不和睦，而劉鐘氏系鐘榮朗之女，剛嫁與劉世興，于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二月間“歸寧”。當時，邱得成正在鐘榮朗所在村當教小孩的訓蒙先生，劉鐘氏常到書館接送幼弟，邱得成“窺其少艾，用言調戲”，彼此留情。三月間，劉鐘氏赴館邊園內摘瓜，邱得成“四顧無人，即將劉鐘氏拉至書館成奸”，從此是天雷勾地火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至十二月初，邱得成言及歲暮各將歸家，想跟劉鐘氏做長久夫妻，萌生“殺妻另娶”的惡意。劉鐘氏先是“以彼此各有夫婦為辭”，繼而“默允而散”。
回到夫家，劉鐘氏于二十八日在塘頭園內澆菜，邱得成尋至，商量何日同走。劉鐘氏答：次年正月初五夜，公公、丈夫俱應前往祖祠建醮，是夜可以同逃。邱得成敲定作案細節，劉鐘氏應允，回家即放出“貧苦，不如自盡”的風聲。
到了商定之日，邱得成向妻子編造岳父“寄信令歸，帶同前往”的假話，上路后又詭稱“尚有一婦亦系鐘姓，欲歸母家，可以同行”。天黑行至“虎柵邊”這個地方，劉鐘氏如約手提火籠等物碰頭，邱得成以“天雨衣濕”為由，令妻脫下外衣，換上劉鐘氏所攜之衣，邱鐘氏“悉皆順從”。
邱得成誘導邱鐘氏赴塘洗足，見塘邊水淺，便將原先計劃的“淹斃”改為“揢（掐）死”，一把推倒，即用左手控制邱鐘氏右手，右手掐其咽喉，以左膝蓋頂其肚腹。盡管他的右手被對方左手抓傷，但毫不松勁，邱鐘氏旋即殞命。邱棄尸塘內，又叫劉鐘氏將所穿鞋只脫棄，同火籠一并遺放路旁，偽造“投塘身死”假象。
劉鐘氏換穿邱鐘氏的鞋連夜奔逃，于初六日早同至邱家，邱對母親曹氏謊稱“將媳婦嫁賣”，另娶劉姓之婦，曹氏平時常聽這樣的牢騷，也就“信而不疑”。同日，劉世興回家不見媳婦，尋至“虎柵邊”，見有劉鐘氏所遺火籠、鞋只，塘內浮有衣服，撈起檢視，因尸面水浸發罩，未經細看，而尸身著裝皆為劉鐘氏舊物，又想起她原有欲尋短見的話，便認定是妻子尸體。
劉家一面買棺盛殮，一面通知劉鐘氏父親。鐘榮朗至彼，亦信以為實，聽其拾埋；死者的父親屢次去接女兒，皆被邱得成“托詞支飾”……“烏龍”連連，有違于現代人“清涼河水里的尸體可能保持驚人的完好狀態”等經驗認知，即是一個時代民智未開的縮影。
定罪爭議
事發后近一個月，即二月初四日，塾師的“好運”到頭了。前小舅子在邱家側屋內窺見劉鐘氏，認出是劉家兒媳，遂通知劉家投同地保，將邱得成、劉鐘氏一并拿獲報縣，究出前情，審認不諱。
邱得成依“夫故殺妻”律，擬絞監候，秋后處決。本案爭論的焦點，在于給劉鐘氏的定罪量刑是否恰當。福建地方擬律，經巡撫向皇帝具題（結案報告），最初的意見是：此案造意（首倡）、下手俱系邱得成一人，劉鐘氏實止同謀同行，并無下手加功情事，依“同謀而不加功”律，擬杖流收贖。
清律為體現對老幼病殘等弱勢群體的特殊照顧，規定婦女有犯徒、流以上刑罰時，決杖一百，余罪可以收贖，至贖絞斬刑也不過銀五錢二分五厘。刑部福建清吏司復核后認為是“致滋輕縱”，駁令再審。福建地方也就改口，說前擬“似覺情重法輕”，劉鐘氏合依“謀殺人從而加功者，絞監候”律。“從”即從犯，亦稱“幫助犯”；“加功”指犯罪的實施和幫助行為，加功比不加功刑罰為重。
“杖流收贖”陡然被改判為“絞監候”，天翻地覆，劉鐘氏是否是“情屈命不屈”？
事先，“邱鐘氏被夫致死，實因與劉鐘氏奸淫情密，不忍分離，以致起意謀命。其商同訂期設法，劉鐘氏悉皆允從，且在家時揚言自盡，預存助謀致死之心”。根據中國古代司法“原心定罪”原則，即使并未直接參與殺人，只要有了殺人的預謀，對其處罰也是相當嚴厲的。
迨至劉鐘氏攜帶衣物依期赴約，目擊邱得成致死伊妻，復又易換尸鞋裝飾、假裝投塘溺斃，希圖誤認尸身，“按其前后情形，陰謀奸險即與從而加功者無異”。比照當今刑法“共同犯罪主從關系”的認定，可從一些熱門大案中找出相關判決：“參與謀劃并具體實施犯罪，行為積極主動”，即便是“犯罪地位和作用較低”，但“依法亦屬于主犯”。也就是說，劉鐘氏擱在當下，倒很有可能會被認定為“主犯”。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八月二十五日，乾隆帝批準了對劉鐘氏的死刑判決。
